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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应整明白推改革和保增长孰轻孰重？

中国政府应整明白推改革和保增长孰轻孰重？2016-03-25 11:11:42 分享到：文/ Alicia Garcia Herrero(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布鲁塞尔智库Bruegel高级研究员)

总体而言，全国人大会议在谈及如何确保经济高增长的目标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及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管理和所有权架构的改革，这便只能起到争取时间的效果，而有朝一日，真正下决心要全力推动高企改革时，未来的工作难度可能已经大大增加了。

中国保增长和推改革孰轻孰重？　　全国人大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中国的增长目标至关重要。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包括汇率——至少在当下，都将开足马力来确保这一目标的达成。

在货币面，利率和准备金率都依然较高，未来的路线图看上去更加清晰。但在财政面的政策走向则没有那么明朗。2008年到2009年超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教训令人难忘，对于中国进一步的刺激政策，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产能过剩问题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正因如此，我才期望人大会议声明能够明确表态，警告不会再有财政资金去帮助僵尸企业继续堆积冗余产能。只有下大决心来进行必要的改革，配置资源，才能让中国的增长潜力真的和政府的增长目标相匹配。

我们将在下面讨论拖累中国当前增长潜力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产能过剩。接下来我们会讨论货币面和政策面预期的行动，以及除了上周的全国人大会议公报之外，中国还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去强化其潜在增长力。

过剩产能已成最大忌讳

多位官方发言人都明确表态，说政府已经决心削减过剩的产能，似乎，全国人大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表述，甚至可能会提出一些切实的措施，尤其是那些用于重组产能过剩行业(钢铁、水泥、煤炭、平板玻璃、造纸和造船)的财政刺激到底该如何配置。更加具体地说，看上去将会有大量公共资金(至少1500亿元人民币，合230亿美元)被指定用于帮助企业裁撤500万到600万工人，在三年内对这些失业者进行再培训。

考虑到中国当下过剩产能的规模，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将变得比眼下更宽松的事实，上述这些策略存在一个顾虑，就是是否会达到减少过剩产能的目的，还是会让业已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更严重呢？与此同时，寻找到外部需求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依然重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的庞大计划，这一计划在人大会议公报当中依然是高度聚光的主题。

除了外部的动作，会上还宣布了在国内减少过剩产能的措施，即在未来五年内完成1亿以上人口的城镇化。这一进程肯定会创造出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量额外需求，可不容忽视的是，基础设施又和存在过剩产能的部门密切相关。

同理，推动利用财政方法补贴购房的计划出台，这样的做法和加速城镇化联合作用，将会帮助支持中国的住宅市场，尤其是那些过剩住宅库存问题最严重的三线和四线城市。看上去，对房地产市场成为经济尾大不掉的负担的恐惧已经退去。

关于财政扩张

中国人民银行估计2016年的财政支出将达到2万9000亿元人民币(2015年为1万6000亿美元)，同比增长80%以上，相当于当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4%。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自己的估算，这种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可能会持续十年之久，使得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5年的53%(该行自己的数据)增长到2025年的70%。

有人认为，既然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往往都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90%，中国的做法完全符合逻辑，而且70%的目标水平还是较低的。问题在于，他们宣布的财政赤字的最终目标却未能做到同样的大胆，依然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所建议的，其实仍在安全区内的4%。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许与人大会议召开前不久评级机构穆迪对中国的警告有关，穆迪警告说：“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飞速累积的债务呢”。

关于货币扩张

看上去，中国人民银行又扬鞭策马，要尽最大的力度来支持经济增长了。中国央行意识到指望1月以来的那种做法来持续注入流动性是不现实的，因此才有近期的降准，为未来以结构性色彩更为浓烈的方式执行宽松得多的货币政策打开了大门。从这样的角度看来，消费者价格指数目标依然高于当前的通货膨胀率(3%)，也是为了方便中国央行将来打着先发制人削弱通货紧缩压力的旗号执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们预计今年至少还将有两次降准。除了前述这些，全国人大可能还会宣布一个非常宽松的2016年M2增长目标(13%)，哪怕与他们的名义增长目标(如果通胀率目标3%的说法被证实，那么就该是9.5%)相比也宽松得多。

除开货币政策工具之外，中国希望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流动性——即结束当下的资本净流出，回归净流入状态。正是因为这种净流出，中国央行才会在注入流动性的同时削减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资产负债表上国内资产扩张的局面。

先后有差轻重有别

尽管全国人大公报该说到的话也说到了一些，但整体而言，公报的表述还是不够清晰，很容易让人觉得至少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是议事日程的要位。另一方面，会议前关于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债券和货币市场的那些声明所勾勒出的资本账户开放速度给人的观感与此全然不同。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两种改革的优先程度有差别。

就改善资源配置，提升生产率而言，改造产能过剩行业已经是刻不容缓，但流入资金开放资本账户却意味着获取额外的融资资源，而且这些资金很可能是会用于维持旧有的生产模式。我认为，中国在真正推动任何其他的改革之前，首先必须解决自己生产结构的问题，包括大幅度削弱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总体而言，我对全国人大会议的观感就是，在谈及如何确保经济高增长的目标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及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管理和所有权架构的改革，这便只能起到争取时间的效果，而有朝一日，真正下决心要全力推动高企改革时，未来的工作难度可能已经大大增加了。(德炜/编译)

(本文作者介绍：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Bruegel)是近5年来崛起的一家顶级的欧洲智库，主要关注国际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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